杨慎（—），四川新都人。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。正德六年（）中状元，官翰林院修撰，任经筵讲官。嘉靖三年（）七月，因“大礼议”触怒世宗，下狱，两受廷杖，毙而复苏，乃谪戍云南永昌卫（今保山）。时年三十七岁。
受杖责遭重创的杨慎艰难西行，*靖四年（）二月抵达谪所。幸而甚得当地官员及士人厚待，此后二十余年间，纵情山水，著述而外，“寄情于艳曲，忘怀于谪居，吟余赏末，时一为之”，于词曲创作尤丰。其门生好友私下记录其所作，编集为《升庵长短句》《陶情乐府》《陶情乐府续集》和《洞天玄记》等，又蒙当地官员、士人筹资镌刻梓行，遂得广为流传。
但是，其中的杂剧、散曲也给杨慎招来了非议。因为某些作品并非属于杨慎个人的独立创作。
《洞天玄记》杂剧成*靖十六年（）之前，此剧与陈自得《太平仙记》杂剧基本相同，仅开头与结尾出入较多。所以当时就已有人发现了这一点，如玄都浪仙《洞天玄记序》所说：“或曰今之传者，直指为陈自得，视此盖差异云。”只是玄都浪仙竭力为杨慎辩护，称“昔东阳柴廓作《行路难》，乃僧宝月窃而有之，遂使后世流传，不知有廓。若自得者，其诸宝月之徒与？”乃反责陈窃杨作，“公取人长而据为己有，极可恶已”。因其言之凿凿，故后人多从其说。最近*仕忠将陈、杨二剧作对勘，发现杨作存在多处“窜行”，即较陈作抄漏了多行文字，从而证实杨慎原是根据所得到的存在着明显抄漏的陈氏之剧，略加改删而成。杨慎之作为，说明他不甚重视曲作的原创，盖以玉堂仙史而远游荒徼，不过是以此作戏谑，“休暇而戏为之”。
关于《陶情乐府》，当时已颇存非议。王世贞（—）《艺苑卮言》说：
（杨慎）曲多剽元人乐府，如“嫩寒生花底风”“风儿疎剌剌”诸阕，一字不改，掩为己有。盖杨多抄录秘本，不知久已流传人间矣。
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也说：“曾见杨亲笔改定祝枝山《咏月》‘玉盘金饼’一套，窜易甚多。如‘西厢待月，断送莺莺’改为‘成就莺莺’，余不尽记矣。”
王世贞又说：“杨用修妇亦有才情，杨久戍滇中，妇寄一律云：‘雁飞曾不到衡阳……’又一词：‘积雨酿春寒……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。’杨又别和三词，俱不能胜。”故晚明人则盛传升庵曲集之中颇杂其夫人之曲。王世贞所举之曲及所谓杨“别和三词”，均收录于《陶情乐府》卷二，但并无注文说明第一首系夫人所作。
按：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的说法，早在杨慎生前就已经出现了。所以杨慎好友、同年进士王元正就曾为之作澄清，谓四曲均为杨慎所作（详后第三节）。旧题徐文长所编《杨夫人乐府词余》五卷，今存万历刊本，把它与嘉靖三十年（）所刊四卷本《陶情乐府》相比较，有首重合。这似乎又证实了晚明人的说法。民国间任讷整理杨慎散曲，即因有惑于此，遂径将两人之集合刊，总题作“杨升庵夫妇散曲”。直到今天，学者在研讨杨慎散曲的成就时，如何分辨其中的夫人之作，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
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，是《陶情乐府》正、续各集的编刊经过，向来未能得到圆满解说。而其中之关键，则是因为一直未能找到《陶情乐府》的最初刊本。我们在全面搜访《陶情乐府》各集现存版本的基础上，细加比勘，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原北平图书馆旧藏五卷本《陶情乐府》，正是其初刊本。将它与《续集》、四卷本《陶情乐府》作比较，可以厘清其编刊、流传情况，澄清将他人之作“掩为己有”之说，并解答掺杂杨夫人作品的问题，让杨慎散曲的真实相貌展露于世。兹考述于后，亦以求正于方家。
一、《陶情乐府》“正集”初刻本
以往学者讨论《陶情乐府》的编刊过程，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二：一是嘉靖二十四年（）刊本《陶情乐府续集》一卷，二是嘉靖三十年（）刊《陶情乐府》四卷。这两书的刊行时间，《续集》在先，“正集”在后。但事实上，清代之后，就有藏书目录把这两者作为正、续集来配对了，如清范邦甸《天一阁书目》卷四之四著录作：“《陶情乐府》四卷、《续集》一卷，刊本。明杨慎撰，简绍芳序。”而且笔者检索清人藏书目录，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《八千卷楼书目》等有著录，亦均作“《陶情乐府》四卷”。这些目录给人的印象，就是《陶情乐府》的“正集”就是四卷。此外《传是楼书目》著录有“陶情乐府一卷”，当是单独收藏的《陶情乐府续集》。
按：嘉靖三十年刊本，今存二部。一为单行之四卷本，有徐乃昌旧藏本，今归国家图书馆，善本号：A。此本尚有宣统三年（）岷阳精舍铅印本，乃据明刊本排印。二为三十年刊本与《续集》之合订本，郑振铎旧藏，今亦归国家图书馆，善本号：。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郑藏本。因为《续集》今存唯一传本，也是郑氏的旧藏，且它已经与三十年刊本装订成一册，即前半是四卷，后半是《续集》一卷，与天一阁所著录的情况正相类似。
由于没有找到刊行时间早于《续集》的初刊本，近来研究者便大多根据郑氏旧藏本，把它们作为正、续集来加以比较。所谓“续集”，顾名思义，应是收“正集”之未收者。而把四卷本与《续集》作比勘，就可以发现：两书所收之曲，重合者多达52首，即《续集》所录之曲，超过百分之六十是“正集”已经收录了的。
对此，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。民国间任讷辑杨氏曲，实仅见四卷本，而未及见续集。王文才先生编《杨慎词曲集》，已利用了这部《续集》，称其“大量抄入正集中曲以充数，续集总共不过八十首，抄自正集者即占五十首。”邵毅平先生则力图为《续集》开解，认为既然《续集》刊本早于今所见之“正集”，则其中重合的篇章，也可能是先刊于《续集》，后来才被这部“正集”收录的。应当说邵先生的推测已经接近事实，但他仅仅是推测，并没有文献依据。
再来看郑藏本正、续集两书，其正文首页如下：
两书版式完全不同：“正集”半页九行行二十字，大黑口，双黑鱼尾，四周双边，无句读；《续集》半页十行行十八字，白口四黑鱼尾，四周单边，有句读。他们被合成一书，看上去像是原本前后相续，甚至像是合刊重印，其实只是某一位收藏者偶然所为。所以，要说清楚正、续集的相互关系，还必须找到真正的“正集”。
幸运的是，这部“正集”尚存于世，它就是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》第册收录的《陶情乐府》，原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内钤有“万卷楼藏”“韩氏藏书”诸印，因知经明李开先（—）、清韩应陛（—）递藏。
此书正文五卷，后附“拾遗”，共收散曲首。其中卷一“套数”9套，卷二“重头”首，卷三“重头”18首，卷四“小令”24首，卷五为“拾遗”，收录散曲21首，末另附“拾遗”，收散曲8首。从卷二、卷三收录数量失衡以及两度“拾遗”的情况看，似乎从初次编集到定型出版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。很可能此书在初次编成时，本为三卷，即卷一套数，卷二重头，卷三小令；在抄录流传过程中，有人另外辑得“重头”18首；之后再度传抄流传过程中，又有人为之“拾遗”补得21首，遂将前一人所补辑的“重头”题为卷三；至刊印时，又有人再作“拾遗”而补得8首，复将前一次所作“拾遗”归为卷五。这说明这部《陶情乐府》从编集、传抄到刊刻，经历了一个辗转曲折的过程，编集、作序、拾遗、刊行者，既非同一人，也不在同一时间，大约是经过许多热心人士不断补辑增录，方成此貌。
将《续集》与之作比较，正文有“阳关曲易终”曲重合；《续集》之“拾遗”有8首（即4首、4首）与此本卷末所附之“拾遗”相重合。但这种重合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与新增唱和有关。如“阳关曲易终”曲，“正集”原仅此一首，《续集》则续增唱和二首，故三首同录。《续集》与“正集”所附“拾遗”相重者，亦是新增“箬溪顾公四首”即《次韵咏广心楼》4首，系顾应祥次韵之作，即是为了让人看到原作，而将所有曲重录了。
“正集”首有《陶情乐府序》（版心作“陶情前序”），署“嘉靖丁酉正月吉邓川两依居士书”；书末亦有序（版心作“陶情后序”），署“嘉靖甲午夏禺同山人书”。
按：杨南金，字本重，一字用章，号两依居士，邓川（今洱源县邓川镇）人。弘治十二年（）进士，官泰和知县、湖广佥事等。嘉靖二年（）升江西参议，先已奏乞致仕。杨慎在嘉靖十年（）三月过邓川时曾访杨南金，饮于其家，并作有《邓川杨少参先生两依庄诗》，首联云“名公妙年辞京华，飘然归来乘云槎”。二人多有诗词唱和。
张含（—），字愈光，号禺同山人，云南保山人。正德二年（）举人，七试春官不第，一生未仕。其父官南京户部右侍郎，与杨父为挚友。二人幼年即相识。慎谪戍之永昌卫，正在保山，故颇得本地人张含的照拂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称：“用修在滇，独愈光能与相应和。”两人不仅互赠诗文，频繁唱和，更互为对方著作撰写序跋；如嘉靖十三年（）杨慎编成《赤牍清裁》，十五年编成《檀弓丛训》，均有张含序；张含于十四年编成《乙未鸣集》，十五年编成《艰征序》，杨慎为之作跋或序。
张含“陶情后序”，开头即称“博南山人酒所倚声，为乐府传咏满滇云”，中谓“昔人云：吃井水处皆唱柳词，触情非陶也”。杨南金序则开首即云：“太史公谪居博南，酒边寄兴，寓情于词曲，传咏满滇云，而溢流于夷徼。昔人谓：吃井水处皆唱柳词；今也，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。”两序内容前后相承，序次清晰：“酒边寄兴”一语从“酒所倚声”出；“传咏满滇云”一语，更是直接移用。两序屡以“酒所”“酒边”为言，说明这些散曲，大多是饮酒寄兴时所撰，并且已经在滇中广为流传，甚至“溢流于夷徼”。
又考玄都浪仙《洞天玄记序》，署“嘉靖丁酉春日”，即撰于杨南金之序同年春天而日期稍晚，序中说：“或曰：贞逸酒边寄兴，则有《陶情》之作；养生寓言，则有玄中之《记》。养生则守中而贞，陶情则和平而逸。是故非放言，非自苦也。”从“酒边寄兴”一语，可见玄都浪仙在写序时，不仅知道《陶情乐府》，而且也读到了杨南金最新所写的序文，所以移用其句子入序。此处两称“陶情”，既是称《陶情乐府》，也是取“陶情”一词之本义。说明杨氏之序，确为曲集而撰，而且此时《陶情乐府》确已经编成流传。
又，杨慎在嘉靖二十二年（）秋所作《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》中说：
幸兹荒戍瑟居，得以息黥补刖回。惟千钧之弩，一发不鹄，则可永谢焉。复效枉矢飞流、嚆箭妄鸣乎？故无宁效昔人放于酒，放于赏物。且又文有仗境生情，诗或托物起兴。如崔延伯每临阵，则召田僧超为壮士歌；宋子京修史，使丽竖然椽烛；吴元中起草令，远山摩隃糜，是或一道也。走岂能执鞭古人，亦聊以耗壮心、遣余年。若所谓老颠欲裂风景，不自洗磨者，良亦有之。不知我者不可闻此言，知我者不可不闻此言。
这封信掷地有声，流传颇广，后来王世贞、钱谦益等作援引，作为杨慎在滇心态的写照。这里“放于酒”一词，可与“酒边寄兴”等语相对看，说明这是升庵在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语，更可知在杨慎这里，酒与散曲关系紧密。“亦聊以耗壮心、遣余年，若所谓老颠欲裂风景，不自洗磨者，良亦有之”等语，不仅真切坦露了谪居滇南的心态，也不妨看作是杨慎在当时“效昔人放于酒、放于赏物”而恣意于散曲、戏曲创作的一种解释。
据张、扬二人之序跋，“正集”应编成*靖甲午（十三年，）夏日，嘉靖丁酉（十六年，）正月得杨南金序，此后方得刊行。可惜在清代之后，这部冠有二人之序的五卷本隐而不显，未见于收藏家目录著录，故长期不为人知。
有意思的是，杨南金的这篇序文，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作为《升庵长短句序》，置*靖重刊本《升庵长短句》中，并早已为词学研究者所熟悉。词序署“嘉靖丁酉正月望日两依居士杨南金序”，将词序与曲序相比勘，不过十余字之异而已，除了将曲序“正月吉”作“正月望日”，“满滇云”作“于滇云”，“寓情”作“陶情”，其他各处，文意其实并无更变。
《升庵长短句》，今存最早的刊本当即南京图书馆所藏六卷本。为正集三卷，续集三卷。正集卷首有嘉靖十九年（）唐锜序，复有嘉靖二十二年（）王廷表跋。杨南金这篇署嘉靖十六年撰的《升庵长短句序》，则置于《升庵长短句续集》的卷首，序之后镌有两行字：“门生楪榆韩宸拜书，门生南华李发重刻”，其行款格式与唐序、王跋不同，与正文也有异。这个刊本被称为李发重刊本，或以为杨氏序即是为词集初刻本而作，原是重刊本词集之正集的序，只是错简被误置于续集之首。
所以，《升庵长短句》很可能挪用了杨南金的这篇序；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即它是杨南金为升庵词曲集所撰的总序。词序中称：“公辞赋似汉，诗律似唐，下至宋词元曲，文之末耳，亦不减秦七、*九、东篱、小山。噫，一何多能哉！或曰：君子不必多能，王右*之经济以字掩，李伯时之诗文（曲序作“文艺”）以画掩，公之高文大作，毋乃为词曲所掩乎？”盖所论之体裁为“宋词/元曲”，所论之人为“秦七、*九/东篱、小山”，原本词/曲并称，故作为曲序固然甚当，若置于词集之首，亦无不可。
再来看《陶情乐府续集》，书名即其卷端所题，含正文一卷，另附“拾遗”。末有跋，内云：“同门东溪李侯君锡手辑之为一卷，藏于巾笥。安宁太守桂溪郑公见之，捐俸锲梓。名曰《陶情续集》，盖拾鲁泉董公所刻之遗也。属畿识其末简云。嘉靖乙巳仲冬望日乡进士门生王畿谨跋。”
鲁泉董公即董沂，系云南安宁州世袭土知州董节之后人，董方之子，嘉靖元年（）袭安宁知州。他也即是杨慎《重修温泉记》所提到的“安宁世守知州董沂”。又此可知五卷本“正集”的刊印，原是得到了董沂的资助。
此《续集》首有简绍芳的《小序》，称：“《续集》刻成，绍芳特窥管豹，以续文貂，且以阐禺山之幽，终前序之义云。嘉靖乙未冬新喻西峃简绍芳书。”
简绍芳（—），号西峃，新喻（今江西新余市）人。明朱孟震《河上楮谈》卷二“简西峃”条云：“余乡简西峃（绍芳），弱冠客游滇南，题诗山寺。杨升庵先生一见异之，使人物色，遂定为忘年交。凡先生岀入，必引与俱。先生藏书甚多，简一览辄记。每清夜剧谈，他人不能答，简一一应如响。在滇南倡和及评辨文艺，惟简为多，张愈光诸人不及也。”嘉靖二十四年（）四月，杨慎嘱简绍芳隶王褒文于罗汉寺之崖，两人此时或是初识未久，故嘉靖三十三年（）简绍芳归里，杨慎作诗送之，有句“十年羁旅共滇云”。
简氏此序呼应了嘉靖十三年张含（禺山）为“正集”写的序，说明确是承前书而作续编。但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。乙未，即嘉靖十四年（），此时杨慎谪滇十二年，而序文中却说“处滇廿余年”，两者必有一处失真。按：简氏序中此语，与王畿跋“吾师升庵先生在滇廿余年”实相呼应。王畿跋作*靖二十四年乙巳冬，时杨慎谪滇已二十二年，与“廿余年”之说相符。故简序所署“乙未”，当为“乙巳”之误，即简序也同样撰*靖二十四年冬，“《续集》刻成”并附诸印行，亦在此时或次年春。
又，前举《续集》增补了顾应祥唱和之曲。按：顾应祥（—），字唯贤，号箬溪，浙江长兴人。他在嘉靖九年（）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，次年尝建保山县儒学，并为杨慎《转注古音略》作序；十二年一月以丧去。嘉靖二十八年（）再任云南巡抚，短期即离任。《续集》刊于二十四年冬，故其所增四首次韵之作，乃第一次任职时所作，撰写的时间当嘉靖十一年岁末以前。这说明《续集》所收，并不都是嘉靖十三年“正集”编成之后新撰之曲，而是确实是“拾鲁泉董公所刻之遗”，蒐辑“正集”未录的遗篇。
二、四卷本《陶情乐府》的编刊缘由
王世贞说杨慎散曲“多剽元人乐府”，即取自前人，其所举两例，均属事实。一为“嫰寒生花底风”套曲，《续集》卷一收录。此套实系汤式之作。汤氏《笔花集》收录，题《春思》；陈所闻《北宫词纪》亦收录，作者署“元汤菊庄”。
二为“风儿疎剌剌吹动”二曲，见于《续集》卷一，曲牌作。按此实为明陈铎组曲之前二曲，《秋碧乐府》收录；《群音类选》有选录，题“一套（闺怨）”，作者署“陈秋碧”。陈铎卒于正德二年（），时杨慎尚未中进士。
因此，《陶情乐府》里淆入他人之作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但是，如果再仔细核查收录这些曲文的版本，我们意外地发现：那些被称为“剽窃”的散曲，都只出现在五卷本“正集”和《续集》里，而没有被收录到重编的四卷本中！
这是否系四卷本有意而为？便是需要探究的问题。
四卷本的刊行，已经晚于《续集》六年，但它并不是之前已经刊行的正、续两集的汇编，而是在此二集的基础上，精简删汰，重编而成；新增3首，为杨慎寄简绍芳、简绍芳唱和之曲及范甫寄杨慎。简绍芳既是《续集》序文的作者，也是这部四卷本序文的作者。在一段并不长的时间内，简绍芳先后为两部编纂标准差异颇大的曲集作序，显得很不寻常。
我们先来看四卷本所收散曲的情况：四卷本共有套数、散曲首，其中采自正集者首；采自续集者52首（按：所收续集之曲有8首与正集重合），新增3曲。四卷本所删去的内容，计正集86首、续集40首。详见下表：
从上表可见，这部新编四卷本其实是在恢复《陶情乐府》最初格局的同时，又有所调整。即卷一仍为套数，卷四均为小令；从正集卷五、附录拾遗和《续集》中选取的套数、小令，亦归入这两卷。变化较大的是二、三两卷。
按：前文已述，五卷本“正集”卷二有“重头”首，卷三则仅18首，两者篇幅明显失衡。本次重编，卷二存72首，即将原“正集”卷二削去50首，另移4首至卷三。卷三60首，含原卷二4首，原卷三删存的4首，原卷五10首，附录拾遗4首及《续集》38首。虽然卷二较卷三多12首，但兼顾到各曲篇幅本身大小的因素，经过这番处理，这两卷也已经基本均衡了。也就是说，“正集”之所以变成五卷再外加拾遗，是因为补辑者为尊重他人工作，而顺意增加卷数。四卷本则统一体例，平衡卷次，更显得精审且规范。
同时，从被四卷本删汰的内容，我们可看到其所作精简删汰的基本思路，并探察其中的缘由。
（一）剔除他人之作
《续集》所录“嫰寒生花底风”“风儿疎剌剌吹动”二套，在四卷本中已经剔除。
一些经我们查考属于他人曲作而被收入正、续集者，也都被四卷本剔除。如《续集》所收四首：
英雄回首即神仙，山水清音当管弦，园林好处都题遍。不烧丹懒坐禅，对花枝中酒高眠。任光阴眼前赤电，傲霜雪镜中紫髯，仗平安头上青天。
木兰船且湾在汉江头，桃花马权拴在官渡口，香藤轿暂歇在人家后。懒登程慵进酒，三般儿无打断来由。船儿小难装恨，车儿窄怎载愁，马儿嘶人去也难留。
莺煎燕聒惹相思，雁去鱼来传恨词，蜂喧蝶闹关心事。俺风流偏惯使，三樁儿说与娇姿。昏迷着无明无夜，凄凉的半生半死，得团圆何日何时？
干相思心绪乱如丝，虚疼热恩情薄似纸，死缠绵语话儿尖如刺。母王魁信有之，不由人提起当时。一间别一番害，一欢娱一个死，一翻身一命悬丝。
四卷本只收录了第一首，余三支皆删去。第一首风格明朗洒脱，《艺苑卮言》评其末句为佳句。但第三首实为汤式《有所赠》，第四首是汤式的《代人送》。则第二首未收录，当亦是他人之作而被剔除。按：《续集》系门生李君锡“手辑”。说明杨慎在聚会时，曾用这四首组成一套，以抒发情怀，所以被当作杨慎创作而记录下来。但杨慎多属“戏为之者”，随意点窜捏合他人之曲，以作应酬。其中既有新创，也有移植挪用。这在宴饮聚会场合，宾主共欢，或许原属平常；但堂而皇之地收录到个人著作集内，则易滋物议。四卷本将此类篇章删去不录，当属此情。
此外，还有一些曲子，采自元人杂剧，如正集卷一“娇马吟鞭”套，取自元无名氏《秋夜云窗梦》第一折；正集卷一“锦缆龙舟”套，题下原注：“杜牧之红袖写乌丝，改旧词。”即取自元乔吉《扬州梦》第一折。虽然正、续集在收录时，已在题下注明“改旧词”，但我们把所录曲文与今存之杂剧作比对，可以看到不过是文字有所删简而已，如改“大都来一箇箇着轻纱”句，简删为“着轻纱”，诸如此类，并无实质性的修订与提高。故四卷本也都剔除了。
（二）保留改订自旧词但对意境有所提升的散曲
如《续集》卷一“冰轮悬镜”套，即沈德符批评的“改祝枝山”之曲，题下原注：“席上有歌此词者，中有病句，遂为改定。”
试比较二套之首阙：
玉盘金饼，看渐离沧海，飞上瑶京。冰轮不定，碾破素秋千顷。阴晴不改清虚体，圆缺常如一样明。是谁、将琼楼玉宇修成？（祝枝山原作）
冰轮悬镜，看渐离沧海，飞上瑶京。金波不定，遍大地霜凝冰净。千江有水千江映，万里无云万里明。是谁、将琼楼玉宇修成？（《续集》）
这里杨慎所改虽仅二句，但此二句实为警策之句、点睛之笔，提升了曲之境界，故四卷本亦予收录。
再如正、续集皆收录的（四首，原题“改旧词”），四卷本亦收录，题下仍注“改旧词”。所谓“七犯玲珑”，为明代集曲的一种形式，此曲乃在中各取一句，缀合而成。《南音三籁》《吴骚合编》亦收录此四曲，题作“四时闺景”，署升庵撰。
因为“席上有歌此词者”，杨慎觉得其中“有病句”，兴之所至，为之作修订，而歌者则据改本演唱，这改本之后还可能多次被演唱，所以门生好友将这些改订本都记了下来，或为贪多，后来汇编成集时，虽已知改自他人者，亦予收录。盖以为既然经过修订，便可以视为杨慎作品收录，凡正、续集中注明“改旧词”者，都应是属于相同的情况。杨慎其时或有所闻，大约亦不以为意。而不曾想到，在他人看来，这是杨慎公然取他人之作，“掩为己有”。
“多剽元人”“一字不改，掩为己有”之类的议论，大约在正、续集刊行不久，就已经滋生。这样看来，四卷本其实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批评而重新编刊的，类同今日所谓“危机公关”；其中剔除他人之曲，正是为了避免“剽窃”之讥。
此四卷重编本与五卷本“正集”皆题作《陶情乐府》，此后并行于世，明人多视为同一书。如《艺苑卮言》《补编全蜀艺文志》《玉堂丛语》等所载杨慎著作，仅言《陶情乐府》《续集》，当指“正集”“续集”。故万历之后的曲选本，仍多据正、续集选录。如胡文焕编《群音类选》，从正、续集选录了（“暗想娇容”，4首，题“相思”）、（“小红楼上月儿斜”，4首）、（“暮雨朝云”，4首）。另有“春到后”套，并为《群音类选》《吴骚合编》《南宫词纪》收录；“分手桥东”套则为《北宫词纪》《青楼韵语》收录。这些曲文，皆仅见于正、续集，四卷本已经删去。
换言之，因为四卷本与“正集”同名，被四卷本删除的作品，依然被读者视为杨慎之作而流传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出的四卷本与之前相同书名的“正集”有何不同，而这正是杨慎继续遭受非议的主要原因。
（三）汰去风格俗艳之作
“正集”中有不少风格俗艳之曲，未被四卷本收录。如卷五：
巫女朝朝艳，杨妃夜夜娇。行云无力困纤腰，媚眼晕红潮。阿母梳云髻，檀郎整翠翘。起来罗袜步兰苕，一见又*销。
又，卷二四首：
暗想娇容，疑是瑶台月下逢。凤枕鸾衾共，蝶粉蜂*重。侬，何处最情钟？分散西东，会少离多，天也将人弄。水远山长处处同。
暗想娇情，一笑回头百媚生。两点秋波净，八字春山映。卿，别后冷清清，独守长更，泪雨难晴，一枕和愁听。隔个窗儿滴到明。
暗想娇羞，往事牵情不自由。帐薄灯光透，寒峭花枝瘦。休，一日比三秋，人在心头，两字相思，锁定双眉皱。残梦关心懒下楼。
暗想娇娆，家住成都万里桥。归凤求凰调，比玉如花貌。妖，无福也难消，泪染红桃，欲寄多情，鱼雁何时到？若比银河路更遥。
以上四曲，《群音类选》“清腔类”卷七亦选录，题“相思”，署杨升庵作。
此类文字，内容香艳，风格浮俗，私下酬唱，可供一谑；刊入个人专集，恐不妥当。四卷本予以剔除，当即因此。
四卷本刊*靖三十年冬，简绍芳“序”称：“临川拙庄杨子、澹斋余子请刻之，漫书以传好事。”此二人生平履历无考。今观四卷本新增有杨与简唱和之曲，故简氏既是作序者，也可能是编集参与者。然则杨、余二子“请刻之”，也可能是出于简氏等人的委托。
简绍芳与杨慎往来甚密，“慎每出入，必引与俱”。他曾为杨慎编撰年谱，称“此公自状，实录也”，说明本出升庵授意。从两人之交情，可以推知这部四卷本的编刊，或是为了帮助杨慎应对外界的非议，也是帮助杨慎编成一部精到而符合时行规范的散曲集。
若以上推论成立，则这部四卷本的重新编集，很可能还得到了杨慎本人的首肯。
三、《杨夫人乐府词余》之真伪
杨夫人*峨（—），字秀眉，四川遂宁人，南京工部尚书*珂之女，正德十三年（）为升庵继室。杨慎在嘉靖三年（）七月遭杖责后谪云南，*峨一路陪行；十月，抵江陵驿，方孤舟归蜀，返新都主持家事。嘉靖五年（）六月，杨慎惊闻父病重，匹马间道而返，父病竟得痊愈。七月，携夫人*峨同往云南戍所。嘉靖八年（）初，返新都；六月，杨廷和去世；八月，杨慎闻耗，几经请求，回籍奔丧。是岁末，杨慎被勒令返滇，*峨则留蜀主持家务，自此长期分隔两地。夫妻感情甚笃，故升庵多有寄情之作。
或谓升庵夫妇之间，互有诗词唱和。此说延伸，*峨更得才女之名。嘉隆间人已盛赞*峨富有才情，或谓她与升庵“唱和”之作，甚至胜过升庵原作。其惊艳动人，依稀仿佛宋代的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故事。
按：“正集”卷二、四卷本卷二有“雨中遣怀”四首：
积雨酿轻寒，看繁花树树残，泥途满眼登临倦。云山几盘，江流几湾，天涯极目空肠断。寄书难，无情征雁，飞不到滇南。
夜雨滴空堦，傍愁人枕畔来，乡心一片无聊赖。泪眸懒揩，狂歌懒裁，沈郎多病宽腰带。望琴台，迢迢天外，怀抱几时开？
霁雨带残虹，映斜阳一抹红，楼头画角收三弄。东林晚钟，南天晚鸿，*昏新月弦初控。望长空，披襟谁共，万里楚台风。
细雨湿流光，爱青苔绣粉墙，鸳鸯浦外清波涨。新篁送凉。幽芳弄香。云廊水榭堪游赏。倒金觞，形骸放浪，到处是家乡。
其首阙，即王世贞说的杨夫人寄升庵者；后三阕，后人多坐实为杨慎之唱和。如《群音类选》收录此四曲，于首阙注云：“王弇州以此首为升庵夫人所作，盖寄升庵者。观其词意，近乎似也。”
王世贞之说，影响甚大。在万历之后，“杨夫人”的才女形象更是广为传诵。万历年间，时人刊刻*峨之曲，题《杨夫人乐府词余》，刊行于世。将此集与四卷本《陶情乐府》比较，曲文颇多有重合，这似乎坐实了杨慎集中掺杂*峨之曲的说法，所以民国以来整理《陶情乐府》的学者，大多将二人之曲合刊。如任讷编校《杨升庵夫妇散曲》（商务印书馆，）、卢前编刊《杨升庵夫妇散曲三种》（金陵卢氏刊本，）、*兰波与*缘芳编校《升庵夫妇乐府》（中华书局，）等，皆是如此。任先生在《弁言》中称：“（升庵）夫妇虽各有散曲之专集，而篇章多彼此复见，孰倡孰随，混淆莫辨。分行两集，不如总订一编之情联意合也。”
按：署“杨夫人词余”的曲集，在明代至少有三种版本：
1.《徐文长重订杨升庵夫人词曲》五卷，明刊本，卷首署“徐文长重订”，有杨禹声“引”。有吴梅旧藏本，现归国家图书馆。
2.《新镌杨升庵先生长短句》四卷附《杨夫人乐府词余》五卷，万历间刻本，前有许孚远序。有郑振铎旧藏本，现归国家图书馆。
3.《杨升庵先生夫人乐府词余》五卷，明刊本，国家图书馆有藏。
以上三种，书名各异，而版式、内容实同，皆为半页九行二十字，白口单白鱼尾，左右双边，版心署“杨夫人词余”及卷次，盖为同版改名重印。
按：此集实系据《陶情乐府》五卷本“正集”删改而成，伪题“杨夫人词余”。只是由于以往学者没有找到这“正集”的初刻本，所以一直未能解开此一疑团。兹解说如下。
（一）所录之曲与《陶情乐府》正集基本一致，而未超出正集范围较之五卷本“正集”，仅刊落两序、未取书末所附“拾遗”，汰去20首，仍编为五卷。五卷本中卷二收曲过多，而卷三则偏少，故四卷本中已加以平衡，而此本则依旧。所汰者或是过于艳俗，如诸阙；或是内容与杨夫人身份明显不合，如“刳木取泉遥”、《别张愈光》等。
（二）改换题目，或删去原注，或另拟副题，使之符合杨夫人身份
如卷一将原“套数”拆分，编为“重头”，改其题下之注。如题下原无注，《杨夫人词余》增署作“送滇南行”；又原注“杜牧之红袖写乌丝，改旧词”。此则改为“维扬风月”。卷二曲，原注“留别安宁诸交”，各曲下注明所赠之人，《杨夫人词余》删去原注与人名；其六之“宝珠祇园怀旧游”句，删去“旧游”二字，代以“〇〇”。卷四原注“别程以道”，此则省作“别程”。凡此，多为修订改删，使合杨夫人身份。
要之，所谓“杨夫人词余”，乃据《陶情乐府》正集加以修订删削而成，原为书坊为射利而刊，但对塑造*峨的才女形象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不仅《杨夫人词余》是伪托，所谓*峨以寄升庵，也应是源于美丽的传言。
清初褚人获《坚瓠集》载：“《艺苑卮言》以《雨中遣怀》前一首为杨升庵夫人所作，后三首为升庵作。王元正以为四词皆出升庵。”
按：王元正，字舜卿，盩厔（今西安周至）人。他与杨慎同为正德六年（）进士，嘉靖三年一同参与了“大礼议”事件，被杖责后发配茂州（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），十六年与杨慎同被世宗列入“不得宥免”的八人之一。嘉靖二十年八月，杨慎返蜀，四川巡抚刘大谟聘其与王元正等同修《四川总志》，为此王、杨共事二月，编竣后，杨慎为文序之。两人有散曲唱和，如杨慎有《和王舜卿舟行四咏》一组。王元正卒*靖二十四年（），杨慎撰《祭玉垒王舜卿文》痛悼之。王元正特别为此事作解释，说明杨夫人寄曲的说法，在“正集”刊行未久时就已经在外间流传了。当然，也可能作为同年好友的王元正曾表达过这四曲是杨慎所作，故褚人获用来作为证明。
又，晚明王骥德《曲律》从另一角度出发，说此曲“无闺阁婉媚之致，予疑以为升庵代作”。即从风格上看，也应是杨慎代作，而非夫人之笔。
按：四首，题“雨中遣怀”，系四首组曲，风格一致。四卷本《陶情乐府》中，同一曲牌四首一组者，不下20例。如“和王舜卿舟行四咏”、“风花雪月”等四首、“年年客邸春风”等四首，都是如此。也可以说这是杨慎散曲创作的一个特色。
不仅如此，杨夫人的其他作品也存在疑问。明朱孟震《河上楮谈》称：“先生夫人*氏，遂宁*简肃公女。博通经史，能诗文，善书札，闲于女道。性复严整，闺门肃然，虽先生亦敬惮之。尝见先生从子大行（有仁）云：‘夫人虽能诗，然不轻作，亦不存稿，即子姪辈不得而见也。’今海内所传若‘雁飞曾不到炎方’及‘懒把音书寄日边’，久为人传诵。……诸书所指不一，且声调与夫人百相远矣。”
又王世贞所举*峨“寄外”诗，明顾起纶《国雅品》“杨孺人*氏”条，有相反的证据，内云：“余见南中少年，多习孺人所为小令，非只一阕。及见刘安宁有用修手书卷，亦有‘曰归’‘其雨’之句，似用修代内作。以其思多深僻也。若出孺人，更当流亮。故天分所限。俞氏所纂《春日即事》一首，旧说是祝英台讥梁山伯而作，余少时便闻梨园人唱此，断非孺人所作。为附证之，恐伤闺体也。”顾起纶（—），字玄言，号九华山人，无锡人。所撰《国雅》二十卷，《续国雅》四卷，凡例后有《国雅品》一卷，有万历元年顾氏奇字斋初刻本。《国雅品》“杨修撰用修”条称：“往余在滇中，以吏局经高峣，一访升庵故墅。适至自泸，会于安宁曹溪精舍，留连信宿。其落魄不检形骸，放言指据凿凿惊座，应是超悟人。”可知虽然也引王世贞之说，但他毕竟曾与杨慎有交集，且尚能见到其他物证，故并不支持王氏之说。
四、结语
综上所述，我们对《陶情乐府》各集的编纂过程，可以作进一步的推论与梳理，得出结论如下：
《陶情乐府》的“正集”，编成*靖十三年，世交兼门生张含（字愈光）撰写了“后序”，集中也有“赠张愈光”曲，他可能是编集者或资料提供者；至嘉靖十六年得杨南金序，该年升庵五十岁。之后，因获安宁知州董沂资助而刊行。其后门生李君锡拾董刻之遗，辑为《续集》一卷，门生王畿作跋，由得升庵所称赏的简绍芳作序，在得到安宁太守郑氏资助后，刊成于二十四年冬。正、续两集所收散曲，当为杨慎在平日宴饮文会之时撰写或据旧词修订而交付歌者演唱者，为其门生好友私下记录保存，嗣后辑录成集，得本地官员资助而梓行。杨慎本人或有所闻，实未具体参与。
其编集辑录者，因钟爱杨慎之作，贪多求备，凡经杨慎之手者，均不愿遗弃，故纵是在席间据旧词改写乃至借用他人之曲，亦一并收录。遂使汤式、陈铎、祝允明等人的作品，以及一些源于杂剧的曲文，亦被收录。虽题下多已注明系“改旧词”，但既有借用旧词而漏注者，也有借用旧词而实未作明显修订者。
正、续集之编选，亦不回避其间之“艳曲”。这些曲作，主要撰写*靖四年至十六年前后，亦即杨慎三十八岁到五十岁这一段时间。在杨慎当时，乃故作放旷而为此类张扬之事。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说：“用修谪滇中，有东山之癖。诸夷酋欲得其诗翰，不可，乃以精白绫作裓，遗诸伎服之，使酒间乞书。杨欣然命笔，醉墨淋漓裙袖。酋重赏伎女，购归，装潢成卷。杨后亦知之，便以为快。”又说：“用修在泸州，尝醉，胡粉傅面，作双丫髻插花，门生舁之，诸伎捧觞，游行城市，了不为怍。……特是壮心不堪牢落，故耗磨之耳。”所以王畿在嘉靖二十四年为《续集》所撰《跋》，直称升庵“寄情于艳曲，忘怀于谪居”，犹颇以“艳曲”为能。
但曲流传集刊行未久，便有升庵“剽窃”他人之作的传言出现，对其放浪形骸亦有所议论。后来王世贞的记载，便是源于这些传言。
针对于此，临川杨拙庄、余澹斋倡议重刊《陶情乐府》，简绍芳为之写了一篇新的序文。此本以正、续二集为据，重新筛选删汰，剔除他人之曲，保留若干经过杨慎修订的散曲，并汰去大量嫌于浮艳的篇章，新增三曲，又平衡卷次，精编为四卷，刊成*靖三十年。这项重编事宜可能得到了杨慎本人的首肯，所以四卷本《陶情乐府》，可视为对杨慎散曲创作做最后的总结，今后讨论升庵散曲的成就，应以此集为准。
至于王世贞所载杨夫人寄夫之曲，升庵连和三词，均不能胜之类的说法，当是仿李清照事迹而衍生出来的。万历间所刊“杨夫人词余”，实是书坊据《陶情乐府》“正集”改删而成，伪托于杨夫人名下，以博销售。这些书籍的传播，进一步助长了*峨的“才女”传说。又由于五卷本“正集”在清代以来几乎不为人所知，学者无从判别“杨夫人词余”的由来，只好将夫妇二人之曲合刊，不分彼此。其实“杨夫人词余”中与四卷本相重合的散曲，亦皆出杨慎之手。至于才情盖世的*峨故事，可以作为美丽的传说而称诵，但不可视为事实。
作者简介：*仕忠，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；林杰祥，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
文//来自于《复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年0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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