·增加2014财年联邦*府可自由支配支出263亿美元（占GDP的0.15%），2015财年增加216亿美元（占GDP的0.12%）。未来十年的预算中，可自由支配支出总共增加620亿美元。
2010年家电连锁两大猜想：国美东山再起外资全线压境
替代产品增多行业整体萎缩
作者:潮白黑龙江鹤岗交通局长被杀案成功告破后，有报道说人们对当地不良的“官场生态”反思颇多:雇凶杀人者亦即前局长与被害人长期在一起共事产生的矛盾积怨，更兼利益的驱动，前者便起了杀机。这种状况如果算作不良官场生态的话，实际上可放眼全国。虽然一些地方的事情没有鹤岗这么恶性，但官场生态的不良一面还是显而易见的。四川宜宾市高县档案局正副局长“在办公室发生矛盾，并由最初的语言冲突升级为肢体冲突”；湖北监利县环保局正副局长接连两次在办公室互殴，并双双住进医院；陕西安康市石泉县药监局正副局长因为用车问题而动手打架，诸如此类，都是支持笔者的论据。说实在的，往深里谈论今天的官场不良生态，自家还真要捏一把汗，因为不知道会戳中谁的敏感神经，还是拿历史说事吧，反正那里不良官场生态的实例数不胜数。随手翻翻，比较著名的人物中也可拈出范仲淹与吕夷简、高拱与徐阶。范、吕事见于苏辙《龙川别志》。范仲淹“早岁排吕许公，勇于立事，其徒因之”，派别毕现；只是因为手下“矫厉过直”，过火了，“公亦不喜也”。后来范仲淹抚陕，与“既老居郑”的吕夷简相遇于途，这时，“身历中书，知事之难，(仲淹)惟有过悔之语”，吕夷简亦“欣然相与终日”。这件事，被欧阳修写入《文正神道碑》中，但是苏辙之外，时人并不相信“二公晚年欢然相得”。南宋时朱熹、周必大就此还有过一次有名的论争；直到现在，两人究竟和解没有仍是学者研究的课题。参照今天的官场生态来看，没有多大理由相信二人能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高、徐事见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。高拱东山再起，“以首揆兼冢宰”，乃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诸言官耿耿于怀。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，“序班十人，久次当迁”，熬到一定年头该往上挪一挪了，但因为他们是徐阶的人，高拱装不知道，“意憎之也”。这几位老兄于是找上门去，“且以秩满故事请”。史载高拱干笑一声，当面也答应了，却是“即刻入部具疏，十人者俱对品调外，为边远仓大使”。沈德符说:“新郑(拱)秉重柄，任情非一，此特其最小者，然已足失人心矣。”这故事更加表明，很早以前，在我们的官场生态中，“站队”就不可能不成为一门学问。前任雇凶杀后任，鹤岗交通系统的官场生态恶化到了什么程度不言而喻，但我们不妨也看看“和气”的。《清稗类钞》里有一则“戏赠知府联”:“见州县则吐气，见道皋则低眉，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，只解得说几个是是是；有差役为爪牙，有书吏为羽翼，有地方绅董袖金赠贿，不觉的笑一声呵呵呵。”对不同的人换上不同的面孔，尤其是对上超出了恭敬的范畴简直就是奴颜卑膝，也该是不良官场生态的一种表现吧。今天若要反思的话，应该反思官场生态何以不良、何以恶化，又何以今天的官场生态与旧时的没什么本质区别。这个问题要交给社科界人士来研究了，汉字的末笔是点还是撇、是竖还是竖勾之类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浪费纳税人的心血了；官场生态继续不良乃至恶化下去的话，会不得了，在这些问题上多下功夫吧。
计划一：逆市扩张迎难而上